Bsport体育生态报告文学的现代形态与未来空间

　　Bsport体育生态报告文学的现代形态与未来空间摘 要：所谓生态报告文学，是指在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等多学科综合规约下的具有强烈的现实忧患和特别的审美意义的生态文学。这种具有强烈现代意味的审美符号学，既是转型期中国文坛的必要，同时也是文学形式高尚社会操守的必然体现。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而言，1978年至今的30余年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区段，也是一个具有特殊言说内涵的文化、文学概念，即所谓转型期。经由时代的塑造和广大作家、理论家的建构，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逐步培育起生态守护意识，并由此实现了与世界生态场景的衔接，初步完成了生态报告文学的现代形态的转换过程。事实上Bsport体育1，恩格斯早就深刻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1] 可见，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状态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及“人化自然”的命题也包含着极其宝贵的调解思想。

　　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并未真正认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首先表现为常常自命为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者。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人民还天真地习惯于战天斗地，生态观念也远未成为作家们的共识。如此说来，我们确有必要认清事态的严重性，并从根本上摒弃过去那种以征服、索取、掠夺为目的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企图，勇敢地承担起守护和调理的责任，切实有效地建立健全生态伦理学、地球社会学和环境保护学的学理与实践机制。这方面，生态报告文学大有可为。

　　人类的生态观念或生态意识可谓古已有之。《诗经》中所渲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的情景至今令人神往。老庄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后人所景仰，《管子·五行》也早就载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信条。但审美意义上的生态观念在报告文学中的表现却是近代以来的事。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态自身的警示性演变需要一个过程及由这个过程所必然带来的主体认识极限，另一方面则与“现代”传媒在近代及其以后的迅猛崛起紧密相关。当然，对于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言，真正的生态自觉应该是在转型期。

　　就学科形态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将生态科学划分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心理学、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符号学、生态信息学、生态价值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教育学等等分支学科。具体说来，生态报告文学是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等多学科综合制约下的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生态符号学。

　　其实，这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生态符号学实质上就是广义的生态艺术。这种生态艺术大体包括生态文学、生态音乐、生态舞蹈、生态美术、生态雕塑、生态建筑、生态戏剧、生态电影、生态电视以及新兴的生态网络艺术等。仅就生态文学的概念谱系而言，又有生态诗歌、生态小说、生态剧本和生态报告文学等。可见，生态报告文学乃生态文学一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生命意识的大幅度觉醒，同时也因为环境压迫的日益严峻，广大生存者的生态意识也渐趋明朗，生态问题的人文关怀和文学持守亦愈趋有力。与此相关，新的生态批评也逐渐成为一门最具当下针对性的阐释方法而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并业已显示出建立相关独立学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生态批评通过寻找文学作品中自然的缺席，考察自然在文学中的再现，揭露人们对自然的熟视无睹和肆意破坏，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怜悯、同情、理解和尊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通过恢复面向自然的写实文学传统，重新发现、重新评价作家及他（她）们的作品，分析评价作家及其作品中体现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起到唤醒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作用。”[2] 这表明，“自然环境已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范畴，表明文学研究不仅跨越了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3]

　　不过，在探究生态文学及由此而来的生态批评时，我们特别需要廓清生态报告文学这一概念的三个基本层次。

　　毫无疑问，因为“生态”概念自身的丰富性，所以造成了“生态报告文学”的多义性。概略说来，生态报告文学至少包含广、中、狭三层涵义——即哲学意义上的生态报告文学（宇宙生态论）、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报告文学（社会生态论）、环境科学意义上的生态报告文学(自然生态论)。

　　报告文学中的宇宙生态论将包括自然、社会、人生等基本要素在内的全部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系统予以整体观照，宇宙性、整体性是其根本特征。这种宏大型生态报告文学需要创作主体具备浓烈的宇宙情怀和地球意识，属于“站在太空看地球”的文学。太空监测、登月计划、“勇气”号所进行的火星探察等，都应视作具有宇宙意识的积极行为。因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所以这类报告文学目前仅处于“初步”阶段。在我国，李鸣声的“太空系列”已经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只是视野还不够远大，事实上也远未形成此类报告文学写作的主观自觉。

　　社会生态论将报告文学创作视作中义或中观层次的社会行为，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具备敏锐的现实敏感和真诚的人文关怀，希望报告文学文本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社会启蒙的使命——即“人道管理”的责任。社会敏感性、人文关怀性是此类报告文学的核心价值所系。这方面，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因为Bsport体育1，“传统儒道文化的入世、及天人合一的理性观照，决定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仁义礼智信的文化特质和温柔敦厚的处世先见。它们沉入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形成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及文化表达方式，潜在而有力地制约着中国作家对于世界不幸和人类苦难的文化敏感。”[4] 也有人将这种以人为本的“站在地球看人类”的报告文学泛称为文化型生态报告文学。如有人认为，“社会特殊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制约着报告文学写作的走向，而报告文学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之间具有某种互动性。”[5]

　　自然生态论层面的报告文学重点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为最高追求。因此，谋求自然与人类的同生共荣便成为自然型生态报告文学的基本母题。这种“站在地球看自然”的生态报告文学，以现实生存性及可持续发展性为表达指向，一定程度上摒弃了社会生态论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这里所指称的生态报告文学，即环境科学或自然生态论意义上的生态报告文学。虽然生态报告文学的内蕴十分复杂和丰富，但是，我们还是将阐释的原点放在文化观念制导下环境科学层面的自然生态方面。这对于一个有着悠久人文历史和强烈生命秩序观念的大国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和紧迫。同时，我们之所以由此出发，还因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意识在自然层面的觉醒与明朗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成熟”。[6]

　　进一步说，转型期自然生态论层面的报告文学的萌动与推进，与中国政府与民间的生态主义或亚生态主义运动息息相关，亦即受益于全民生态意识的总体高扬。这也是我们确立问题“原点”的一个重要依据。一般认为，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环保主义向生态主义的转变（尽管还算不上深刻）。“从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到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中国的生态主义者的视野日益扩展。他们的逻辑是简单而强有力的：如果所谓的发展使我们失去了茫茫宇宙中仅有的家园，那么，这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同时，生态意识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现在还仅仅是边缘化的。”[7]

　　一直为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鼓与呼的青年学者王晓华认为，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主要在信仰、文化和实践三个层面展开。在他看来，尽管把生态主义当作信仰在中国还是极少数人的选择，但是，假如不把生态主义提升为一种信仰或类信仰，或者将之整合到一个信仰体系之中，那么，生态主义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完成。而且，生态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从生态哲学到生态文学都已经存在，如宋祖良的《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徐刚的生态散文和生态报告文学等，都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特别推崇实践层面的生态主义运动——那些为数不多却极为坚定的生态主义者徒步考察黄河、长江和西北沙漠地区，在宣传生态理念的同时直接进行生态保护。他指出，“中国生态主义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其精神资源却是明晰的。有本土资源，如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老子哲学中的自然崇拜，也有非本土资源，如印度的整体主义哲学和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在本土哲学中，老子的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其著名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生态主义原则极为接近，但更加彻底。”[8]

　　那么，转型期及展开于此期的生态主义或亚生态主义运动与所谓后现代主义有何关联呢？作出这种关联性判断，主要基于三大主客观事实。一是全球特别是西方新型生态伦理的现实参照；二是中国生态主义运动的现代工业与都市背景的规定；三是这种运动在价值取向方面对于当前“严峻现代性”的超越企图，实际上是对前工业化时代“朴素现代性”的别一种回归。“在西方文化中，对中国生态主义运动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大地伦理、森林伦理等绿色哲学、绿色伦理、绿色文学。后期海德格尔也被列入这个体系中，尽管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比生态哲学要深刻和广阔。这些学说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即认为人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而仅仅是世界的成员之一；飞鸟、鱼、树木、房子等也是世界的成员，人与它们的关系是不同世界成员的关系；人与它们之间的相互成全关系比人对它们的征服、改造、利用更为原始和根本，所以，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善不仅意味着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更意味着对生态体系的敬畏和保护，如Albert Schiweizer所说‘善就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就是阻碍和毁灭生命’。要做到这一点，单纯提倡环境保护是不够的，而要超越对待世界的功利主义态度，由商人变成诗人，从功利性的生存到诗意地栖居，说到底，就是要超越现代性。……现代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对人的征服和剥削，但却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剥削、压迫，导致了‘自然之死’。从根本上说，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源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危机，它只有在现代性被超越后才能真正地克服。企图在全面保留现代性的前提下实现生态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生态主义文化必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彻底的生态保护只能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目前的生态主义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呼吁和要求——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建构后现代世界。”[9] 也就是说，后现代化的生态目标便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与生态报告文学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时代的强势迈进，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见凸显，人类生存的家园话题随之被摆上桌面，生态主义运动乘势而起。不难断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误读的今天，毅然决然地以地球意识来观照我们的生存现状，以善待的心情来调解日趋紧张的天人关系，显然不失为明智之举。[10]

　　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构成复杂的多面矛盾体，诸如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疾病蔓延、灾害频仍等。据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联合编制的20世纪末《世界资源报告》显示，世界人口已达到60亿，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至80-120亿，且增长率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因人口增长及分配失调，仍有8亿左右的居民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全球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森林砍伐及火灾有增无减；现代工业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依然过量；全球能源利用自70年代以来增长70%，今后15年每年还将以2%的速度增长，从而使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今天增加50%，臭氧层被严重破坏；全球将近58%的珊瑚礁和34%的鱼类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这说明，人类确实生活在索取、享受、丢弃以及速生速朽的时尚之中。因此，专家提醒，人类必须对环境破坏付出代价——健康、舒适、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生态境况可能是更为沉重的话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深入调查后将我国的生态现状概括为：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的强沙尘暴逐年攀升，泥雨酸雨面积不断扩大，内陆水质污染日趋严重，沿海赤潮有增无减。资料显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等七大水系均程度不同地遭受污染。另据368个近海监测点的综合信息，1999年我国近海以劣四类和二类海水为主，主要污染成分为无机氮与活性磷酸盐，部分海域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超标，局部海域重金属铅超标。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TSP）和二氧化硫（煤烟和汽车尾气）。噪声污染不容小视，1999年，从212个城市交通噪声监测点传来下述数据——重度污染占5.2%，中度污染占8.5%，轻度污染为27.3%。当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其中，排放量为3881万吨），危险废物产生量为1015.5万吨。我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新生儿中，约有35万缺陷儿，其中的20%与环境污染有关。土地方面，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84.2万公顷，其中，非农业占地20.5万公顷，灾毁耕地13.5万公顷。总体上看，我国人为性或半人为性自然灾害呈愈演愈烈之势。有关专家根据沙尘暴的质态、频率、强度、分布及生态现状等，划分出四个主源区：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带及草原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区，蒙陕宁长城沿线旱作农业区。尽管政府和有关方面号召并支持植树，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群众的造林积极性大为受挫。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我国造林905万亩，到1992年锐减至399万亩，而毁林占地的速度却丝毫不见减缓。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率先转变观念，逐步由征服者的非理性意识形态转向守护者的价值立场，并以文学方式发出“救救环境”、“保护地球”的正义呐喊，显示了生态报告文学写作的现代风采。有如人们认识到的，“在日益高涨的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浪潮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自然生态面临巨大破坏，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就成为报告文学文体所特别关注的对象。从1980年代沙青较早反映北京水危机的《北京失去平衡》到1990年代陈桂棣描述淮河流域污染的《淮河的警告》，以及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一个对水、陆、山、林等人类栖息地面临危机的揭示与反思的全景图画展现出来。”[11] 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如《汪洋中的安徽》、《水患中国》、《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伐木者，醒来！》、《告别伐木时代》、《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阳光下的土地》、《别让地球再流泪》、《白天鹅之死》、《善待家园》等报告文本已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它们以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为主题，筑起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亮丽风景。生态报告文学专业户徐刚长时间深入到长江、黄河源头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文化生态报告文学《长江传》，较好地揭示了长江文明及其所面临的危机。

　　与平等地对待自然、与自然及周边生灵和谐共处相关，有效防止人类中心话语权被滥用、盗用可能是不容忽视的课题。因为，“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如果撇开主体而就环境论环境，发现什么问题就去治理什么问题，那就必将陷于捉襟见肘的恶性循环之中。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不断发展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辅之以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以保证主体能力的正确发挥而不至于被滥用、无用。”[12] 这种主体提升和“零污染”追求可谓切中要害。转型期的生态报告文学恰恰将“生态秩序”的重建作为了价值目标。

　　“时代的变革，必然引起人们认识的变革。农业文明为人类天定胜人思想提供了诞生的土壤。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最高境界是超越自然、超越国度、超越民族，站在全人类的范围内看问题，而从未逃出‘人’的圈子，走入自然界。信息使人类开始认识到，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员，而不是自然界的主人，更不是自然界的中心。”[13]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人类中心的后现代生态理念，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报告文学写作也应该立足于此。

　　退一步讲，即使在考虑人类的必要利害时，也不应以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来代替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当然还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集团主义功利欲求。所以又有人说，“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许多人还深陷在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的泥潭中……还在奉行着‘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殖义’的政策，或为维护既得的发展利益而把那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直接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处理场，或只片面强调欠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无视后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14] 由此看来，任何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书写都必须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民族、集团利己主义，趋归开明的“天人合一”理念，走“绿色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文学创作的生态情怀，生态报告文学才有望走向纵深。

　　“题材对于报告文学比其他文学题材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总是不畏艰险地选择那些群众关注的、能从一定角度反映时代和人生的重要题材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即使是写普通人，也力求反映出并不普通的生活。”[15] 事实正是如此，对于报告文学而言，题材的价值至为重要，圈内人甚至明确提出“七分题材三分写”的训示。“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具有特殊的分量，所谓‘七分题材三分写’、‘抓住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半’，便是这种特殊分量的形象化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由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特质所决定的。”[16] 那些引起过强烈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文本无一不是重要或敏感题材的艺术文告。

　　此前，我们习惯于将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而敏感题材的报告文学称作“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其实，这是一种过于泛化的说辞，严格地讲，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文本都是关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剖析与反思，因而也都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如乔迈的《三门李轶闻》，的《以人民的名义——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杨守松的《救救海南》，解思忠的《盛世危言》，赵瑜的《强国梦》，郝在今的《泛滥的不只是水：中国流动人口报告》，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鸣生的《人民拒绝假币》，胡展奋的《疯狂的海洛因》，献琦的《社会的公害——书刊一瞥》，田珍颖的《大墙报告》以及报告民工问题的系列文本《寻找农民的真理》等，都是反映社会问题的。1986年，《唐山大地震》、《中国的“小皇帝”》、《阴阳大裂变》、《万家忧乐》、《多思的年华》、《黑色的七月》、《北京失去平衡》等7篇作品获奖，关涉的也是老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1988年，《人民文学》等108家重要文学期刊联合推出“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并评出百篇优胜作品，它们思考的同样是重要且敏感的社会问题。“回顾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创作道路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就不难发现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在生活中，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其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几乎都是与我们民族国家的现实命运有着不少的关联。报告文学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现实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是报告文学走向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主要通道，是它把文学与生活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17] 因此我认为，凡是重要而敏感的现实问题，都可以走进报告文学成为艺术反映对象。严峻的生态现实在当今时代已经成为不仅重要而且重大、不独敏感亦且紧迫的现实问题，理所当然地拥有报告文学优势题材的文化身份。

　　应该突出强调的是，甄别与择取具有重要价值和敏感意义的生态题材，不仅需要超拔的思想导引，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调查采写。所以说，报告文学是“跑出来的”，生态报告文学是用“腿”而不是用“笔”或“嘴”写出来的。正如马役军所指出的，“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总坐在家里是写不出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相默契的作品的，更别说会震动读者，影响社会了。你必须沉下去，把自己‘沉淀’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去，与生活与时代的‘海洋’融汇在一起，才能真正地了解生活的真谛，才能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18] 郭传火在谈到《汪洋中的安徽》的采写经过时说：“那是1991年6月底，连绵不断的大雨肆虐着江淮大地，我出差去合肥。车出宿县距怀远县百余里，公路就被洪水切断，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泡在水中熄火了，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轮船。好不容易，司机用50元求拖拉机把汽车拽到安全地带。但是极目远处，村庄像一座座孤岛泡在水里，城市的麦子在水里露出些许的锋芒，公路上跋涉逃难的灾民川流不息。许许多多圩埂和堤埂上，无家可归的灾民们愁容满面地栖息在简易的庵棚里。……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我有责任撰写一部全景式的反映安徽人民抗洪救灾的报告文学。”[19] 作家也认为，“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的是，他必须直接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避的余地。”[20] 这种脚踩大地的实诚，对于我们每一位生态报告文学作家都不失为有益的启示。

　　历史上，“杞人忧天”长期被人们当作笑柄。而今，历史的车轮滚入了21世纪的门槛，“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繁荣、幸福和欢乐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在科技中，我们只有放弃孤立、静止、凝固、短视、狭隘的功利观，树立生态技术美学观，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协调和人自身的平衡上来看待科技对人类的美学意义，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我们才无愧于那些忧天的‘杞人’。”[21]

　　生态报告文学——“庙堂”以外的寻求，旨在传达紧张与热烈的生态情绪，渴望以文学的方式起到保护环境、优化生态、“参政议政”的作用，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达成对于当下生存的阐释权，因而最为充分地融汇了作家社会学、创作生态学、消费经济学、文学人类学等知识。与所谓“纯文学”创作理念相左，生态报告文学写作拒斥庸俗的私人性，追求主题的公众化，一般不事所谓“潜在写作”，尤需滚烫的批判意识和炽热的人道主义情怀。著名报告文学理论家马尔克劳斯指出，“小说家创造了人类的‘心理的宿命’，报告文学则不能不将沉重地覆罩在人类自身上的宿命加以暴露，加以整理，加以把握。”[22] 人道主义精神，是文学艺术普遍信守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报告文学可能是最为人道的文学。因为，“人道主义精神并非只在战乱时期才得以凸显，也并非只在一些有关战争题材的报告文学中才能寻觅其踪影，除了史志性报告文学之外，倡导生态平衡，关注人类生存环境和状态，展现当代伦理道德观念等题材的报告文学中也往往带有人道主义和终极关怀的意味。”[23] 由此可见，怀疑与超越，反叛与鞭策，同时彰显着当代报告文学博大的内在精神空间。因而，生态报告文学是超越了极度感性之后的理性文学，是扬弃了庸俗认同之后的批判文学，是拒斥了简单怀疑之后的建设文学。

　　与此同时，“报告文学决不能只是真实地就事论事地报告客观存在的人和事，它还需要作者高扬理性精神，将所描写的具象世界融于新的哲理境界之中。不仅给读者真实美的享受，而且给读者理性美的熏陶，实现一种高层次的理论启迪和升华。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哲理思辨精神、文化启蒙精神、历史反思精神和现实批判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学术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等特色。”[24] 生态报告文学恰恰体现了上述精神和特色。

　　但是，辩证地看，文学中的理性建构只能是一种精神导向，一种观念或文化上的自觉，而决不是干瘪的纯理性说教。换言之，虽然任何生态主义话题都不可能像抒情牧歌或爱情歌谣那般轻巧浪漫，但作为文学形态之一，生态报告文学仍有适度把握理性限度的义务。亦即说，“以理性为基本法则、以人的主体自由为核心建构的现代性，决不能因为人类非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而改变其美好的初衷。毋庸讳言的是，诸多以生态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并没有超越以人类为中心、以自然生态为‘他者’的思维定势，如果从全球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来观之，其局限性是明显的。”[25] 因此，如何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处理好理性呈现的分寸，同样是生态报告文学作家必将面临的考验。

　　“今天，读者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尽管他们还欢迎并需要小说这样因借助虚构手段从而更富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可他们不再轻易地接受那些缺少实际内容在艺术上又造作粗糙的作品，而更乐意把精力用到提供了真实的生活现象并在艺术上有一定特点的报告文学或其他带有纪实性特征的作品上去。”[26]

　　新的问题很快被提出——是否选择了重要而敏感的题材Bsport体育1、拥有着强烈生态诉求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能吸引读者？

　　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是人类追求自然的真理。艺术则是人们将普遍具有的感情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27] 生态报告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同样要“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同样要合乎艺术创造的一般规范。只是由于生态报告文学过于年轻，又由于它那与生俱来的现实功利性，使其艺术表达可能较其他文体更为艰难。李炳银在论及广义的报告文学时就指出了这一点：“报告文学还很年轻，除了几条根本性的原则外，它还很不定型。它的潜力还很大，它的表现形式也愈来愈多样。它还处在一种生机盎然的动态变化中。”[28] 有鉴于此，我们特别提出“生态话语”的智慧表达问题。

　　生态话语的智慧表达，指生态报告文学文本话语策略上的本真性及自恰性呈现。这种“智慧表达”至少应考虑四大系数——生态立意、真切明确、随物赋形、热烈生动。

　　首先是生态立意，即选材和主题上的生态立场。但凡与生态题材和生态主题无关的报告文本，断然进入不了生态报告文学的文体谱系。其次是真切明确。要求生态报告文本取材现实，事实真切，数据准确，表述明晰，不事虚构，诚信为本。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与其他文体的有效竞争。再次，作为年轻的文体，报告文学较少写作上的定制，多有笔法中的余地，此所谓“无法之法乃是至法”。只要据态置法，随物赋形，灵活调试，才能永葆生态报告文学的青春活力。最后，为保证认识、干预、教育、审美等诸价值功能的实现，生态报告文学的语言理应尽力做到情绪饱满，气氛热烈，文字生动。只有这样，方可从文体内部挽留住读者，从而使生态报告文学真正成为生存的文学，大众的文学，人民的文学。

　　生态报告文学是个内蕴丰厚、包容深广的现实与学术话题，想在“生态诉求”这个标题下做出到位的分析显然是困难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和应做的工作还很繁重，这里做出的些微努力只是初步的探索，抑或仅仅是个开端。但无论如何，我们坚信这种努力终归是有益的。

　　[10] 本处阐释及以下相关数据参见《转型期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化理路》，《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11] 王晖《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17页。

　　[25] 王晖：《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27] 颜慧：《科学的艺术 艺术的科学——李政道如是说》，《文艺报》，2000年8月12日。